那时候他因为驳斥了譙周的《仇国论》，在尚书台的时候被譙周的儿子譙贤盯上，当时在台里处处刁难自己。
譙贤这人倒是比他父亲要蠢一些，刁难人的手段並不高明，无非就是把一些琐碎文书，全扔给沈恪自己处理，然后再阴阳怪气几句。
沈恪现在还记得，正是因为譙贤对自己的刁难，他刚好经手翻阅了不少尚书台的文书。
其中不少都是粮草调拨的文书，恰好让他有机会，看到其中几份来自广汉郡的粮草调拨帐目。
文书上记录，广汉郡上报的粮草数目，和实际调拨到前线的数目之间，有一些差额。
虽然这些差额並不大，三份调拨文书加起来，其中的差额最多也就是六百石左右。
这点儿数额的粮草，放在太平年间，的確算不得什么，各地报帐惯例虚浮，多报个几十上百石属於常规操作，各级官吏层层过手，总归要分润一些。
可眼下蜀汉形势紧张，还处在与魏国爭锋的阶段，譙贤隱瞒下来的这六百石的数额，自然就成了一件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的事情。
当时沈恪因为自己人微言轻，发现譙贤的这些行为以后，並没有做出任何行动，只是將那三份文书的编號，默默记了下来。
那时候他虽然气不过譙贤刁难自己，可自己人微言轻，要是拿著这点儿东西前去告发譙贤，不仅没有任何用处，扳不倒譙贤，说不定还会被譙周的门生们群起而攻之。
可现在形势不同往日，自己不仅是北地王府的长史，还有陈祗对他的充分信任。
他现在又和譙周，几乎在明面上已经撕破脸皮，接下来两人再也没有缓和的余地。
面对这种情况，沈恪自然不会继续留手，对於譙周他肯定要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，针对其进行打击。
不说將譙周打击到不理朝政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现阶段譙周在整个益州，声望还算是比较高，属於益州士子们心中的大儒。
就算譙周的儿子有贪墨行径，无非是让譙周丟了面子，暂时没有脸面继续上朝。
反正譙周在蜀汉担任的是光禄大夫的职务，一般来说没有具体的政务，同样不用必须上朝。
只是譙周在想给刘禪諫言的时候，他才会偶尔去上朝，其余时间譙周大多在家里，撰写自己的《古史考》。
但这对沈恪来说已经足够，只要自己能利用譙贤的事情借题发挥，到时候只需要让譙周没脸上朝，不会再次插手自己汉中屯田的事情，他的目標就已经达成。
譙周这种大儒，一辈子最在乎的就是名声。
你要是跟这种人爭论政见，他可以跟你辩到天荒地老，越辩越来劲，反正他觉得自己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。
但你要是打击了他的名声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。
譙贤贪墨粮草这件事，一旦被捅出来，譙周就算自己清白，也逃不过一个“教子无方”的名头。
堂堂益州儒宗，教了一辈子圣贤书。
自己儿子却在尚书台里吃拿卡要，这话传出去，譙周在那些士子们心中的形象，怕是要大打折扣。
沈恪坐在马车里，表面上漫不经心和刘諶说话的时候，心里一直在想这件事。
如何能丝滑地將譙贤贪墨的事情捅出去，但又不能让人察觉，是自己做的这件事。
他刚跟譙周在殿前辩论完，要是转头就去告发譙周的儿子，任谁都能看得出来，这是挟私报復。
最后反而会因为自己吃相太难看，將事情搞得弄巧成拙。